健康教育网
□本报记者 张磊
健康报：您认为该如何提高公共卫生事件的早期监测预警能力？
谭伟良：2003年SARS疫情之后，我国建立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以及传染病早期自动预警信息系统，在传染病防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监测预警的诸多问题，突出体现为预警关口相对滞后，预警信息来源相对单一，预警技术相对落后。因此，提升我国应对重大急性传染病的监测预警和早期应对能力，要建立传染病智慧化预警系统，打通部门信息壁垒，健全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
可用于传染病监测预警的数据很多，包括学校缺课数据、工作场所缺勤数据、药店药物销售数据、传染病流行相关影响因素数据等，如何将这些信息实现共享呢？
在制度方面，要充分发挥我国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优势，建立多系统、多部门、多层级的传染病监测预警机制及平台。卫生健康、农业、环保、教育、交通、气象等部门，基于各自业务范围，采集和整合传染病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数据，设立传染病相关风险识别系统，开展监测预警工作，并彼此共享信息。例如，针对布鲁氏菌病、禽流感等人兽共患病，若农业部门在禽间、畜间开展相关传染病的监测预警，并与卫生健康部门共享信息，有助于将预警时机提前。
在技术方面，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飞速发展，传染病相关信息的记录、传输、处理、分析和研判等环节可以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为建立我国传染病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和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提供了技术保障。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实现相关数据跨系统、跨部门抓取，将人为影响因素降到最低，最大限度减少漏报、迟报和瞒报。
健康报：经历了此次疫情，如何进一步加强医防融合，抓手在哪里？
谭伟良：医防融合，重点在防，防在于“早”。如何通过系统化的医疗管理、资源的合理对接，打通“防”和“治”，这是“医防融合”面临的关键问题。
要突破难点，有几个融合“抓手”：
一是推进公共卫生和临床医疗队伍融合。加强公共卫生医师队伍建设，建立医共体公共卫生医师分类管理制度，以岗定职，推动公共卫生医师定期参与临床诊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工作，作为其晋升晋级、岗位聘用的重要依据，把预防为主落实到医疗服务中。
二是推进公共卫生和临床医疗资源的配置和使用融合。统筹公共卫生和医疗资源，加大资源配置服务前端、服务基层的力度，推进区域慢性病防治、医养结合、免疫规划管理和预防接种服务、筛查与体检平台、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与医疗资源一体化管理。
三是推进公共卫生和基本临床医疗服务融合。以县域范围内常见病、多发病和重大疾病防治为重点，推行医疗处方和健康处方“双处方”制度，打破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分割、脱节的局面，将健康服务重心由后端的医疗向前端的预防转移。
四是推进公共卫生和临床医疗信息融合。把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全面融入健康信息平台和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设，促进临床诊疗和公共卫生数据平台整合运用。
健康报：公卫体系建设，人才是根本。那么如何培养公卫人才，并且用好和留住公卫人才？
谭伟良：我国公共卫生教育与疾控人才队伍的建设问题至关重要，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就暴露出了这方面的短板。
补上短板，首先应加强高校公共卫生学院与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机构等公共卫生机构的协同办学。例如，可把省市级疾控中心作为公共卫生学院非直属附属机构，赋予教育职能，形成类似于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的紧密关系。省市级疾控中心可与高校公共卫生学院共建公共卫生预防医学院，积极探索并建立新型的“学院-中心”人才培养新机制。疾控中心的专家在学校开设课程，公共卫生学院的教师到疾控机构参与疾控实践工作，建设具有理论基础和疾病控制实战经验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为共同探索新时期公共卫生发展新模式，今年，苏州市将建设南京医科大学苏州公共卫生高等研究院，在病原微生物、毒理、卫生健康大数据、卫生政策和卫生经济学、精准预防等方面深入开展研究；将建立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打造公共卫生领军人才团队，完善公共卫生培训基地建设，共享双方师资力量。
其次，应将疾控中心从事业单位转为行政单位，同时给予疾控中心较为独立的公共卫生管理权力，提升疾控中心的地位。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留住骨干，大力引进高层次紧缺人才，积极选任优秀的公共卫生预防医学人才到政府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重要岗位，从而提高队伍的整体能力和水平。
再次，要明确公共卫生与疾控专业队伍在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健康中国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稳定这支队伍的前提条件。
要建立科学、规范、有序的绩效评价、岗位晋升机制，形成公平健康的竞争机制。除了保证工资薪酬与其他三类医师（临床、口腔和中医）待遇持平或略高，还特别要强调政治待遇。例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应该有来自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战线的代表，有公共卫生行业的声音等。
